赵师出生于三代御医之家。其曾祖父、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太医院供职为御医。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(正院长)，领衔头品花翎顶戴，民国初年出任北京中医学社名誉社长。赵师自幼熟读医学典籍，得家学传授，于1934年继承父业悬壶北京。后又拜师于太医院御医韩一斋、瞿文楼，和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，跟随三先生临床学习多年，尽得三家名医之真传。1950年赵师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，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。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(即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)成立，赵师受聘执教，主讲本草学，成为北京中医学院的首批教师之一。1958年以后，赵师长期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负责中医内科的教学、医疗和科研工作。1977年调任北京中医学院基础部温病教研室主任。

 

赵师的《温病讲座》取源于他的《温病治验提要》，《温病治验提要》这本书最能体现赵师温病独特的学术观点和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是一篇辩治温病的纲领性文件，赵师将一生诊治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，仿前贤之作，以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，共23条，2555字，却以概括了温病诊治全过程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赵师的《温病讲座》只是截取了其中的前10条，起于温病初起邪在卫分，终于邪入血分证治。

 

在卫分时，“温热病乃温邪自口鼻而入，鼻气通于肺，经口咽而至，非邪从皮毛所感受。故温病初起，必咽红而肿，口干舌红，咳嗽，甚则有痰，或胸痛而喘，始在上焦，虽有寒热，却非表证，故曰在卫。”这一条赵师讲了温病的传入途径，是从口鼻而来的，并不是从体表而来，这是温病和伤寒的区别，这里的伤寒是仲景讲的伤寒，并非难经中所说的包裹温病的广义的伤寒，伤寒是从体表而来的，是邪气侵犯人的肌表而引起的，这一点吴又可就曾指出过，所以说赵师是对前贤的继承，当然也有所发展了，这一条还提出温邪在卫分的临床表现，他着重提出一定要看咽喉，温病的咽喉是红的，是充血的，这一点和伤寒不同，发热恶寒，头痛无汗，表证悉具，与风寒无异，唯其咽红且痛，即可定为温邪。若为风寒之邪，咽必不红。虽然温病也可能出现恶寒、发热、咳嗽，但这并不是表证，这是由于温邪从口鼻而入，咽为肺胃的门户，邪就侵犯肺脏了，肺呢，为娇脏，主宣发肃降，其受邪则郁闭，宣发肃降失常，因之咳嗽必有之。肺主皮毛，肺气郁闭则皮毛失其所主，故而出现发热、恶寒等表现，但这是由于肺气郁闭造成的，并非邪犯肌表引起的，虽然古人说：有一分恶寒，就有一分表证。但这是不全面的。他同时也说：伤寒，古人述之甚明，是皮毛感受风邪或寒邪，故脉浮紧或脉浮缓，称之伤寒与中风，皆是风寒在皮毛，外束于太阳之经。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，上额交巅入络脑，还出别下项，循肩膊内夹脊抵腰中，或头痛项强而恶寒，或体痛呕逆，脉阴阳俱紧。方用辛温解表或解肌，以求其汗，三者根本不同，用药亦异也。

    对于卫分的治疗，赵师强调要轻清疏卫开郁，对于叶天士在《温热病篇》所说的：“在卫汗之可也。”提出了较合理的认识，这里所说的“汗之”，并非是用辛温或者辛凉的药物来发其汗，绝非是用汗法，在卫分是由于肺气的郁闭，这是主要的矛盾，也是疾病的的主要方面，我们用一些药物，让肺气疏通一下，出点汗，卫分就通了，热就散了，就行了，不是让你用汗法——麻黄汤、桂枝汤、葛根、青龙等，不使用这些，这里的“在卫汗之可也。”是要达到汗出的目的，并不是用汗法。这一点有点像《伤寒论》中用小柴胡汤治疗不大便的条文。《伤寒论》第233条：“阳明病，胁下硬满，不大便而呕，舌上白苔者，可与小柴胡汤。上焦得通，津液得下，胃气因和，身渍然汗出而解。”是要疏通气机，气机畅，则汗自出。且外赵师还特别强调不得过用寒凉来闭遏其热，气机闭塞，卫失疏和，反而增重，寒则涩而不流，不利于气机的舒畅，也不利于疾病的转归。温邪在卫，当以疏卫为主，宣其阳，比如说，菊花、桑叶、豆豉、荆芥穗等，开其郁，比如说，前胡、白前、杏仁，栀子豉汤之，类佐以清热。热多则清，这里的请也不可以过用寒凉的，比如有三黄、板蓝根、大青叶之类的，不可以，要用一些银花、连翘、山栀、芦根之类的，郁多则宣，湿遏用芳化，比如香薷，藿香、佩兰等，火郁当升降，比如升降散之类的，切不可以解表求汗而用辛温，否则伤津损液不利于病。古人谓“在卫汗之可也”，非属方法，乃是目的，否则与温病相背矣，虽然有伤津损液，也不可以。过分的用滋腻的药物，一些天花粉、芦根就可以了，不要用一些玄参、生熟地、天冬之类的。